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兴业研究鲁政委，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一年有余，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失业年轻化是疫后就业市场的突出特征之一。虽然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16-24岁人口失业率居高不下。
从16-24岁人口来看，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而这些行业受疫情冲击尤为明显。
从25-59岁人口来看，25-59岁人口更多从事第二产业。由于疫情后第二产业恢复速度显著快于第三产业，2020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因此，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甚至低于疫情前。
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多种迹象表明，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疫后失业的年轻化给稳就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从年轻人口的就业结构和失业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失业问题可能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或者高校扩招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公建民营等模式扩大社区服务、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供给，提振服务业就业，或者加大劳动力紧缺的行业的技能培训力度，可能是改善年轻人就业的可行途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5%，较2010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然而，在就业市场中，却出现了失业年轻化的现象。2021年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已经低于2019年同期。然而，16-24岁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16.2%，较2019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5-59就人口的失业率仅为4.2%，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为什么疫后失业会出现年轻化的特点？这一现象对稳就业的政策设计有何启发？
我们将分别介绍16-24岁、25-59岁和60岁以上人口的就业情况，探讨不同年龄段就业分化背后的原因。
从16-24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中枢出现了抬升。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口失业率平均为14.1%，较2018年至2019年的均值提高了2.7个百分点。
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由于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从住宿餐饮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7.9%和7.9%从事住宿餐饮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仅为5.8%。从居民服务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4.0%和6.5%从事居民服务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居民服务业的比例仅为5.7%。从文体娱乐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2.7%和2.1%从事文体娱乐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文体娱乐业的比例仅为1.2%。新冠疫情对接触密集型服务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显著高于疫情前。
从25-59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下降至5.0%以下。2021年6月与7月，25-59岁人口失业率仅为4.2%，是2018年1月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什么25-59岁人口失业率不升反降？
一方面，25-59岁人口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16-25岁人口。由于疫后第二产业恢复的速度远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1]。
具体来看，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延续下降趋势，较2019年减少了937万，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放缓，就业较2019年增加了245万，增幅显著小于2019年的650万，但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增加了309万。因此，在第二产业领域有就业优势的25-59岁人口就业情况改善更快。
另一方面，除了第二产业外，与16-24岁的年轻人相比，25-59岁人员更多从事水利环境、公共管理等公用事业相关行业，就业相对稳定。
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比2019年6月与2021年4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话，可以发现，这两个时间点25-59岁调查失业率都是4.6%，而2021年4月16-24岁失业率较2019年6月高出2个百分点，但这两个时间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1%。在我国的劳动统计之中，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均是劳动力，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城镇失业人员占城镇劳动力的百分比。由此推断，2021年4月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使 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的分母减小，导致失业率明显低于2019年6月的水平。
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以来不同年龄段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占比与2019年基本相当，则可以推算出2019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推算结果显示，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较疫情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就业结构的数据似乎不支持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下降。数据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就业人口相比，2019年60岁以上就业人员更多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和居民服务业，而疫情对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业的影响不大，对居民服务业就业有负面影响。
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 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下降。三个现象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一，新冠疫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大 ，可能使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下降。在美国，疫情后65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第二，2019年，60岁以上就业人员的就业形式多为自营劳动者或者家庭帮工。而个体经营户、小规模工商业者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导致部分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由于身体状况的影响，60岁以上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明显短于60岁以下的就业人员。而疫情后，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出现了上升。这也折射出60岁以上就业人员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总体来看，疫后失业的年轻化是疫后复苏不均衡导致的。在疫情爆发后，第二产业恢复的速度显著快于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接触密集型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大。而接触密集型的服务业恰好是年轻人口就业更为集中的领域。
200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曾经梳理过年轻人口失业的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口失业，尤其是持续时间较长的年轻人口失业可能引发自卑、挫败感，导致药品滥用、疾病等风险上升；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失业可能使年轻人未来工资降低的风险上升，甚至面临反复失业的风险[2]。
然而，年轻人口失业问题可能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或者高校扩招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16-24岁的年轻人较少从事受基建投资影响较大的建筑业、交运仓储和水利环境业。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人职业发展意向的代际变化。与25-59岁的劳动者相比，16-24岁的劳动者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意愿可能更低，反而更加愿意从事形式灵活自由、更具创意的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行业。
另一方面，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同样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2019年20-24岁的失业人口中，本科毕业的比例达到26.3%，高于高中毕业的比例22.5%。
因此，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年轻人的就业情况。第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公建民营等模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提振服务业就业。
从居民服务业来看，居民服务业是吸纳年轻人口就业的重要领域，因此，可以通过精细化的社区综合服务吸纳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十四五”规划将培育现代社区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培育现代社区要求完善社区养老托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物流配送、便民商超、家政物业等服务网络和线上平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规划提出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 人。
从文化产业来看，“十四五”规划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如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等。另一方面，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据统计，20-24岁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中40.1%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仅次于25-29岁人口的40.3%。而且新生代劳动力对新型媒体、创意文化等更为敏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生力军。
第二，针对紧缺性岗位的需求，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覆盖面。数据显示，16-24岁失业人口通过培训、实习等方式改善就业情况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失业人口。这可能是由于年轻人可塑性更强，通过教育进一步提升自我的意愿更高。
